非命(中)

从“昔者桀之所乱,汤治之;纣之所乱,武王治之。此世不渝而民不改,上变政而民易教,其在汤、武则治,其在桀、纣则乱。安危治乱,在上之发政也,则岂可谓有命哉”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知道:墨子认为国家的兴亡、个人的富贵贫贱不完全是命运的安排,而主要是主观的努力。在这里他提出了统治者的主观努力对天下的治乱起着决定的作用,给以儒家为代表的命定论者以沉重的打击,但因其历史观是唯心主义的,所以他把推动社会发展的力量,从不可知的“命运”搬到少数圣王的手中,他认为夏桀、商纣王等人之所以会乱天下,不是命中注定的,而是自己不努力的结果。他的这种思想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但同时他认为“天下之治”是“商汤、周武王”等人的力量,这却是不符合事实的。处在那种情况下,不是商汤、周武王等人推翻他们,肯定也还会有别人去做的。

子墨子言曰:“凡出言谈、由文学之为道也,则不可而不先立义法。若言而无义,譬犹立朝夕于员钧之上也,则虽有巧工,必不能得正焉。然今天下之情伪,未可得而识也。故使言有三法。”三法者何也?“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于其本之也?考之天鬼之志,圣王之事。于其原之也?征以先王之书。用之奈何?发而为刑。此言之三法也。 今天下之士君子,或以命为亡。我所以知命之有与亡者,以众人耳目之情,知有与亡。有闻之,有见之,谓之有;莫之闻,莫之见,谓之亡。然胡不尝考之百姓之情?自古以及今,生民以来者,亦尝见命之物、闻命之声者乎?则未尝有也。若以百姓为愚不肖,耳目之情,不足因而为法,然则胡不尝考之诸侯之传言流语乎?自古以及今,生民以来者,亦尝有闻命之声、见命之体者乎?则未尝有也。

今夫有命者言曰:“我非作之后世也,自昔三代有若言以传流矣,今故先生对之?”曰:“夫有命者,不志昔也三代之圣善人与?意亡昔三代之暴不肖人也?”何以知之?初之列士桀大夫,慎言知行,此上有以规谏其君长,下有以教顺其百姓。故上得其君长之赏,下得其百姓之誉。列士桀大夫声闻不废,流传至今,而天下皆曰其力也,必不能曰我见命焉。 是故昔者三代之暴王,不缪其耳目之淫,不慎其心志之辟,外之驱骋田猎毕弋,内沉于酒乐,而不顾其国家百姓之政,繁为无用,暴逆百姓,使下不亲其上,是故国为虚厉,身在刑僇之中,不肯曰:“我罢不肖,我为刑政不善。”必曰:“我命故且亡。”虽昔也三代之穷民,亦由此也,内之不能善事其亲戚,外不能善事其君长,恶恭俭而好简易,贪饮食而惰从事,衣食之财不足,使身至有饥寒冻馁之忧,必不能曰:“我罢不肖,我从事不疾。”必曰:“我命固且穷。”虽昔也三代之伪民,亦犹此也。繁饰有命,以教众愚朴人。

久矣!圣王之患此也,故书之竹帛,琢之金石。于先王之书《仲虺之告》曰:“我闻有夏人矫天命,布命于下,帝式是恶,用阙师。”此语夏王桀之执有命也,汤与仲虺共非之。先王之书《太誓》之言然,曰:“纣夷之居,而不肯事上天,弃阙其先神而不祀也,曰:‘我民有命。’毋僇其务,天不亦弃纵而不葆。”此言纣之执有命也,武王以《太誓》非之。有于三代不国有之,曰:“女毋崇天之有命也。”命三不国亦言命之无也。于召公之《执令》于然:“且!政哉,无天命!惟予二人,而无造言,不自降天之哉得之。”在于商、夏之《诗》《书》曰:“命者,暴王作之。” 且今天下之士君子,将欲辩是非利害之故,当天有命者,不可不疾非也。执有命者,此天下之厚害也,是故子墨子非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