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

墨子是墨家学说的创立者。墨家在先秦时期影响很大，《墨子》比较自觉地、大量地运用了逻辑推论的方法，以建立或论证自己的政治、伦理思想。墨子最早提出“名实必须相符”的思想。他还在中国逻辑史上第一次提出了辩、类、故等逻辑概念。墨子哲学思想的主要贡献是在认识论方面。他以“耳目之实”的直接感觉经验为认识的唯一来源。他认为，判断事物的有与无，不能凭个人臆想，而要以大家所看到的和所听到的为依据。墨子从这一朴素唯物主义经验论出发，提出了检验认识真伪的标准。墨子也是中国古代逻辑思想的重要开拓者之一。

非命（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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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昔者桀之所乱，汤治之；纣之所乱，武王治之。此世不渝而民不改，上变政而民易教，其在汤、武则治，其在桀、纣则乱。安危治乱，在上之发政也，则岂可谓有命哉”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知道：墨子认为国家的兴亡、个人的富贵贫贱不完全是命运的安排，而主要是主观的努力。在这里他提出了统治者的主观努力对天下的治乱起着决定的作用，给以儒家为代表的命定论者以沉重的打击，但因其历史观是唯心主义的，所以他把推动社会发展的力量，从不可知的“命运”搬到少数圣王的手中，他认为夏桀、商纣王等人之所以会乱天下，不是命中注定的，而是自己不努力的结果。他的这种思想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但同时他认为“天下之治”是“商汤、周武王”等人的力量，这却是不符合事实的。处在那种情况下，不是商汤、周武王等人推翻他们，肯定也还会有别人去做的。

子墨子言曰：“凡出言谈、由文学之为道也，则不可而不先立义法。若言而无义，譬犹立朝夕于员钧之上也，则虽有巧工，必不能得正焉。然今天下之情伪，未可得而识也。故使言有三法。”三法者何也？“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于其本之也？考之天鬼之志，圣王之事。于其原之也？征以先王之书。用之奈何？发而为刑。此言之三法也。今天下之士君子，或以命为亡。我所以知命之有与亡者，以众人耳目之情，知有与亡。有闻之，有见之，谓之有；莫之闻，莫之见，谓之亡。然胡不尝考之百姓之情？自古以及今，生民以来者，亦尝见命之物、闻命之声者乎？则未尝有也。若以百姓为愚不肖，耳目之情，不足因而为法，然则胡不尝考之诸侯之传言流语乎？自古以及今，生民以来者，亦尝有闻命之声、见命之体者乎？则未尝有也。

墨子说：凡是发表谈话、撰写论著有个大的原则，就是不能不先树立一个法则标准。如果言论没有标准，就好像把测时仪器放在转动的陶轮上，即使工匠很聪明，也必定不能得到正确的时间了。可是现在天下的事复杂得很，真实情况的真伪就很难弄清楚，所以言论有三种法则。哪三种法则呢？有考察其本原的，有审度其事故的，有运用于实践的。...

然胡不尝考之圣王之事？古之圣王，举孝子而劝之事亲，尊贤良而劝之为善，发宪布令以教诲，明赏罚以劝沮。若此，则乱者可使治，而危者可使安矣。若以为不然，昔者桀之所乱，汤治之；纣之所乱，武王治之。此世不渝而民不改，上变政而民易教，其在汤、武则治，其在桀、纣则乱。安危治乱，在上之发政也，则岂可谓有命哉！夫曰有命云者，亦不然矣。

那么为什么不试着考察圣王之事来呢？古时圣王，举拔孝子，鼓励事奉双亲，尊重贤良，鼓励做善事，颁发宪令以教诲人民，赏罚严明而用以奖善惩恶。这样，就可以治理混乱，使危险转为安宁。如果认为不是这样，那么古时候，夏桀统治的混乱的社会，商汤却治理了；商纣王统治的混乱的社会，周武王却治理了。这个世界不变，人民不变，君王改变了政令，人民...

今夫有命者言曰：“我非作之后世也，自昔三代有若言以传流矣，今故先生对之？”曰：“夫有命者，不志昔也三代之圣善人与？意亡昔三代之暴不肖人也？”何以知之？初之列士桀大夫，慎言知行，此上有以规谏其君长，下有以教顺其百姓。故上得其君长之赏，下得其百姓之誉。列士桀大夫声闻不废，流传至今，而天下皆曰其力也，必不能曰我见命焉。是故昔者三代之暴王，不缪其耳目之淫，不慎其心志之辟，外之驱骋田猎毕弋，内沉于酒乐，而不顾其国家百姓之政，繁为无用，暴逆百姓，使下不亲其上，是故国为虚厉，身在刑僇之中，不肯曰：“我罢不肖，我为刑政不善。”必曰：“我命故且亡。”虽昔也三代之穷民，亦由此也，内之不能善事其亲戚，外不能善事其君长，恶恭俭而好简易，贪饮食而惰从事，衣食之财不足，使身至有饥寒冻馁之忧，必不能曰：“我罢不肖，我从事不疾。”必曰：“我命固且穷。”虽昔也三代之伪民，亦犹此也。繁饰有命，以教众愚朴人。

现在主张有命论的人说：有命运这件事不是我在后世才说的，自夏商周三代就有这种话流传了，先生为什么反对它呢？答道：主张有命论的人，不知是从前三代的声望、善人呢？还是三代的暴君、不肖之徒？怎么知道的呢？古时候有功之士和杰出的大夫，说话谨慎，行动敏捷，对上能规劝进谏君长，对下能教导百姓。所以上能得到君长的奖赏，...

久矣！圣王之患此也，故书之竹帛，琢之金石。于先王之书《仲虺之告》曰：“我闻有夏人矫天命，布命于下，帝式是恶，用阙师。”此语夏王桀之执有命也，汤与仲虺共非之。先王之书《太誓》之言然，曰：“纣夷之居，而不肯事上天，弃阙其先神而不祀也，曰：‘我民有命。’毋僇其务，天不亦弃纵而不葆。”此言纣之执有命也，武王以《太誓》非之。有于三代不国有之，曰：“女毋崇天之有命也。”命三不国亦言命之无也。于召公之《执令》于然：“且！政哉，无天命！惟予二人，而无造言，不自降天之哉得之。”在于商、夏之《诗》《书》曰：“命者，暴王作之。” 且今天下之士君子，将欲辩是非利害之故，当天有命者，不可不疾非也。执有命者，此天下之厚害也，是故子墨子非也。

圣王担忧这个问题已经很久了。所以把它写在木帛竹简上，刻在金石上。在先王的书《仲虺之告》中说：我听说夏代的人假借天命，布告天下，所以上天痛恨他，就让他失去了他的国人。这是说夏朝的君王桀主张有天命，商汤与仲虺共同批驳他。先王的书《太誓》也这样说道：商纣王很暴虐，不肯侍奉上天，抛弃他的先人的神灵而不祭祀...

陆贽上书

唐德宗与陆贽谈及变乱的原因，深深自责。陆贽说：产生今日的祸患都是群臣的罪过。唐德宗说：这也是天意，并非人为的。陆贽退朝后，写上章疏，奏与唐德宗。他认为：陛下志在统一，四次讨伐朝廷叛逆，罪恶的魁首终于被诛杀，叛逆的将领却又相继作乱，战火连年不断，历经三年。征发的军队日益增多，征收的赋税日益繁重，内自京城，外到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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