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

墨子是墨家学说的创立者。墨家在先秦时期影响很大，《墨子》比较自觉地、大量地运用了逻辑推论的方法，以建立或论证自己的政治、伦理思想。墨子最早提出“名实必须相符”的思想。他还在中国逻辑史上第一次提出了辩、类、故等逻辑概念。墨子哲学思想的主要贡献是在认识论方面。他以“耳目之实”的直接感觉经验为认识的唯一来源。他认为，判断事物的有与无，不能凭个人臆想，而要以大家所看到的和所听到的为依据。墨子从这一朴素唯物主义经验论出发，提出了检验认识真伪的标准。墨子也是中国古代逻辑思想的重要开拓者之一。

非命（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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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以王公大人、卿大夫、农夫、妇人等作为例子，说明如果王公大人不努力听政，那么国家就会混乱，不得安宁；卿大夫不努力工作，那么国家就不会富强；农夫如果不努力种植，那么人民就不得衣食之资；妇人不努力织麻，人民就没有御寒之物。

但此时墨子把王公大人辛苦地统治人民看作是创造财富的劳动，并认为这和农夫的“耕稼树艺”、妇女的“纺绩织絍”是一回事，这是不正确的，因为只有农夫和妇女的劳动才是财富的真正创造者。王公大人的治理国家并不是财富的创造者，他们只是费尽心机地榨取劳动人民的衣食之资，他们吃的是剥削饭，过的是寄生的生活。但墨子之所以把他们放在一起，认为是同等重要的，这是因为墨子的小生产者的特殊地位所决定的，使他不得不对贵族阶级有一定的妥协性，这就导致了他不能分辨出劳动者和贵族阶级之间的利害关系是对立的，而非平等的。

墨子认为天下的混乱是由治理天下的王公大人的主观努力造成的，而个人的富贵贫贱也是由于每一个人的努力或不努力导致的，因此不要怨天尤人，世界是公平的，只要你能抓住机会，你就会有所成就。前提是你平时必须努力，所谓“厚积薄发”就是这个道理。

子墨子言曰：凡出言谈，则必可而不先立仪而言。若不先立仪而言，譬之犹运钧之上而立朝夕焉也，我以为虽有朝夕之辩，必将终未可得而从定也，是故言有三法。何谓三法？曰：有考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恶乎考之？考先圣大王之事。恶乎原之？察众之耳目之请。恶乎用之？发而为政乎国，察万民而观之。此谓三法也。

墨子说：凡是发表言论，撰写论著，不能不事先确定原则。若不先确定原则，就好像把测时仪器放在运转的陶轮上。我认为虽然也有早晚不同的概念，而实际上终究无法确定是早是晚，所以发表言谈进行著述有三个大的原则。什么是三大原则？墨子说：有考察其本原的，有审度其事故的，有运用于实践的。如何考察其本原？要向上溯源于古时圣王事迹；如...

故昔者三代圣王禹、汤、文、武，方为政乎天下之时，曰：“必务举孝子而劝之事亲，尊贤良之人而教之为善。”是故出政施教，赏善罚暴。且以为若此，则天下之乱也，将属可得而治也；社稷之危也，将属可得而定也。若以为不然，昔桀之所乱，汤治之；纣之所乱，武王治之。当此之时，世不渝而民不易，上变政而民改俗。存乎桀、纣而天下乱，存乎汤、武而天下治。天下之治也，汤、武之力也；天下之乱也，桀、纣之罪也。若以此观之，夫安危治乱，存乎上之为政也，则夫岂可谓有命哉！故昔者禹、汤、文、武，方为政乎天下之时，曰：“必使饥者得食，寒者得衣，劳者得息，乱者得治。”遂得光誉令问于天下。夫岂可以为命哉！故以为其力也。今贤良之人，尊贤而好功道术，故上得其王公大人之赏，下得其万民之誉，遂得光誉令问于天下。亦岂以为其命哉！又以为力也。

所以从前夏商周三代的圣王禹、汤、文、武，正当在天下施政时，说道：必须举荐孝子而鼓励人民孝顺父母双亲，尊重贤良，教导人们做善事。因此发布政令，施行教化，奖赏善良，惩罚凶暴。且认为是这样的，那么天下的混乱，将可以得到治理；社稷的危险，将可得到安宁。如果认为不是这样，从前夏桀所乱的天下，商汤治理了它；商纣王所乱的天下...

然今夫有命者，不识昔也三代之圣善人与？意亡昔三代之暴不肖人与？若以说观之，则必非昔三代圣善人也，必暴不肖人也。然今以命为有者。昔三代暴王桀、纣、幽、厉，贵为天子，富有天下，于此乎不而矫其耳目之欲，而从其心意之辟，外之驱骋田猎毕弋，内湛于酒乐，而不顾其国家百姓之政，繁为无用，暴逆百姓，遂失其宗庙。其言不曰：“我罢不肖，吾听治不强。”必曰：“吾命固将失之。”虽昔也三代罢不肖之民，亦犹此也。不能善事亲戚、君长，甚恶恭俭而好简易，贪饮食而惰从事，衣食之财不足，是以身有陷乎饥寒冻馁之忧，其言不曰：“吾罢不肖，吾从事不强。”又曰：“吾命固将穷。”昔三代伪民，亦犹此也。

然而现今主张有命论的人，不知道是根据从前三代的圣王、善人呢？还是从前三代的暴君和不肖之徒呢？假如按他们的论说来考察，那么一定不是根据从前三代的圣王、善人，一定是根据暴君和不肖之徒。然而现在有人认为命运是存在的，从前三代暴君桀、纣、幽王、厉王，贵为天子，富有天下，于是乎不能矫正他们耳目的欲念，而放纵他的内心的邪僻。...

昔者暴王作之，穷人术之，此皆疑众迟朴。先圣王之患之也，固在前矣，是以书之竹帛，镂之金石，琢之盘盂，传遗后世子孙。曰：“何书焉存？”禹之《总德》有之曰：“允不著惟天，民不而葆。既防凶心，天加之咎。不慎厥德，天命焉葆？”《仲虺之诰》曰：“我闻有夏人矫天命于下，帝式是增，用爽厥师。”彼用无为有，故谓矫；若有而谓有，夫岂为矫哉！昔者桀执有命而行，汤为《仲虺之告》以非之。《太誓》之言也，于去发曰：“恶乎君子！天有显德，其行甚章。为鉴不远，在彼殷王。谓人有命，谓敬不可行，谓祭无益，谓暴无伤。上帝不常，九有以亡；上帝不顺，祝降其丧。惟我有周，受之大帝。”昔纣执有命而行，武王为《太誓》去发以非之。曰：子胡不尚考之乎商、周、虞、夏之记？从十简之篇以尚，皆无之。将何若者也？

从前暴君编造这些话，穷人复述这些话。这些都是迷惑百姓、愚弄朴实的人。先代圣王为此感到忧虑，在前世就有了，因此写在竹帛上，刻在金石上，雕在盘盂上，流传给后世子孙。说：在哪些书保存有这些话呢？夏禹的《总德》上有记载，说：诚信不到达上天，上天就不会保佑他的子民。既然放纵自己凶恶的心志，上天就会降下灾祸的。不谨慎而丧失了德，...

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君子之为文学、出言谈也，非将勤劳其惟舌，而利其唇呡也，中实将欲其国家邑里万民刑政者也。”今也王公大人之所以蚤朝晏退，听狱治政，终朝均分而不敢怠倦者，何也？曰：彼以为强必治，不强必乱；强必宁，不强必危，故不敢怠倦。今也卿大夫之所以竭股肱之力，殚其思虑之知，内治官府，外敛关市、山林、泽梁之利，以实官府而不敢怠倦者，何也？曰：彼以为强必贵，不强必贱；强必荣，不强必辱，故不敢怠倦。今也农夫之所以蚤出暮入，强乎耕稼树艺，多聚叔粟而不敢怠倦者，何也？曰：彼以为强必富，不强必贫；强必饱，不强必饥，故不敢怠倦。今也妇人之所以夙兴夜寐，强乎纺绩织絍，多治麻[生僻字无法输入]葛绪，捆布縿，而不敢怠倦者，何也？曰：彼以为强必富，不强必贫；强必暖，不强必寒。故不敢怠倦。今虽毋在乎王公大人，蒉若信有命而致行之，则必怠乎听狱治政矣，卿大夫必怠乎治官府矣，农夫必怠乎耕稼树艺矣，妇人必怠乎纺绩织絍矣。王公大人怠乎听狱治政，卿大夫怠乎治官府，则我以为天下必乱矣；农夫怠乎耕稼树艺，妇人怠乎纺绩织絍，则我以为天下衣食之财将必不足矣。若以为政乎天下，上以事天鬼，天鬼不使，下以持养百姓，百姓不利，必离散，不可得用也。是以入守则不固，出诛则不胜。故虽昔者三代暴王桀、纣、幽、厉之所以共抎其国家，倾覆其社稷者，此也。是故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士君子，中实将欲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当若有命者之言，不可不强非也。曰：命者，暴王所作，穷人所术，非仁者之言也。今之为仁义者，将不可不察而强非者，此也。

因此墨子说：现今天下的君子们写文章、发表谈话，并不是想要使其喉舌勤劳，使其嘴唇利索，内心确实想要为他自己的国家、乡里、百姓和刑法政务打算。现今的王公大人要早上朝，晚退朝，听狱治政，整日分配职事而不敢倦怠，是为什么呢？答道：他认为努力必能治理，不努力就要混乱；努力必能安宁，不努力就要危险，所以不敢倦怠。现今的卿大...

李世绩信命弃医

十一月，司空、太子太师、英卢武公李世绩病情加剧，唐高宗因他为大唐立下了大功，就把他在外地的子弟全都召回京城，让他们好好服侍李世绩。李世绩只服用唐高宗和太子赏赐给他的药，家人为他请的医生，他一概不让看病，他说：我本是山东种田人，生逢明主，位至三公，年近八十，这难道不是命运注定的吗？寿命长短有定数，怎么能向医生求多活命？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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