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命(下)

墨子以王公大人、卿大夫、农夫、妇人等作为例子,说明如果王公大人不努力听政,那么国家就会混乱,不得安宁;卿大夫不努力工作,那么国家就不会富强;农夫如果不努力种植,那么人民就不得衣食之资;妇人不努力织麻,人民就没有御寒之物。
但此时墨子把王公大人辛苦地统治人民看作是创造财富的劳动,并认为这和农夫的“耕稼树艺”、妇女的“纺绩织絍”是一回事,这是不正确的,因为只有农夫和妇女的劳动才是财富的真正创造者。王公大人的治理国家并不是财富的创造者,他们只是费尽心机地榨取劳动人民的衣食之资,他们吃的是剥削饭,过的是寄生的生活。但墨子之所以把他们放在一起,认为是同等重要的,这是因为墨子的小生产者的特殊地位所决定的,使他不得不对贵族阶级有一定的妥协性,这就导致了他不能分辨出劳动者和贵族阶级之间的利害关系是对立的,而非平等的。
墨子认为天下的混乱是由治理天下的王公大人的主观努力造成的,而个人的富贵贫贱也是由于每一个人的努力或不努力导致的,因此不要怨天尤人,世界是公平的,只要你能抓住机会,你就会有所成就。前提是你平时必须努力,所谓“厚积薄发”就是这个道理。
故昔者三代圣王禹、汤、文、武,方为政乎天下之时,曰:“必务举孝子而劝之事亲,尊贤良之人而教之为善。”是故出政施教,赏善罚暴。且以为若此,则天下之乱也,将属可得而治也;社稷之危也,将属可得而定也。若以为不然,昔桀之所乱,汤治之;纣之所乱,武王治之。当此之时,世不渝而民不易,上变政而民改俗。存乎桀、纣而天下乱,存乎汤、武而天下治。天下之治也,汤、武之力也;天下之乱也,桀、纣之罪也。若以此观之,夫安危治乱,存乎上之为政也,则夫岂可谓有命哉!故昔者禹、汤、文、武,方为政乎天下之时,曰:“必使饥者得食,寒者得衣,劳者得息,乱者得治。”遂得光誉令问于天下。夫岂可以为命哉!故以为其力也。今贤良之人,尊贤而好功道术,故上得其王公大人之赏,下得其万民之誉,遂得光誉令问于天下。亦岂以为其命哉!又以为力也。
所以从前夏商周三代的圣王禹、汤、文、武,正当在天下施政时,说道:“必须举荐孝子而鼓励人民孝顺父母双亲,尊重贤良,教导人们做善事。”因此发布政令,施行教化,奖赏善良,惩罚凶暴。且认为是这样的,那么天下的混乱,将可以得到治理;社稷的危险,将可得到安宁。如果认为不是这样,从前夏桀所乱的天下,商汤治理了它;商纣王所乱的天下,周武王治理了它。那个时候,世界、人民都没有改变,君王改变了政务,而老百姓改变了风俗。在夏桀、商纣王那里则天下混乱,在商汤、周武王那里则天下得到治理。天下得到治理是商汤、周武王的功劳;天下的混乱是夏桀、商纣王的罪过。假如以此来看,所谓安危、治理、混乱,在于君上的施政,那么,难道可以说是有命运的吗!所以从前的禹、汤、、武王,正当在天下执政时,说:必须使饥饿的人能获得粮食,寒冷的人能得到衣服,劳作的人能够休息,混乱的人得到治理。于是他们获得了天下人的赞誉和好评。这难道可以认为是命运吗?本来是因为他们依靠了自己的力量呀!现今贤良的人,尊重贤人,喜好治国的道理方法,所以在上得到王公大人的奖赏,在下得到万民的称誉,这就得到天下人的称誉好评。怎能认为是他...
然今夫有命者,不识昔也三代之圣善人与?意亡昔三代之暴不肖人与?若以说观之,则必非昔三代圣善人也,必暴不肖人也。 然今以命为有者。昔三代暴王桀、纣、幽、厉,贵为天子,富有天下,于此乎不而矫其耳目之欲,而从其心意之辟,外之驱骋田猎毕弋,内湛于酒乐,而不顾其国家百姓之政,繁为无用,暴逆百姓,遂失其宗庙。其言不曰:“我罢不肖,吾听治不强。”必曰:“吾命固将失之。”虽昔也三代罢不肖之民,亦犹此也。不能善事亲戚、君长,甚恶恭俭而好简易,贪饮食而惰从事,衣食之财不足,是以身有陷乎饥寒冻馁之忧,其言不曰:“吾罢不肖,吾从事不强。”又曰:“吾命固将穷。”昔三代伪民,亦犹此也。
然而现今主张有命论的人,不知道是根据从前三代的圣王、善人呢?还是从前三代的暴君和不肖之徒呢?假如按他们的论说来考察,那么一定不是根据从前三代的圣王、善人,一定是根据暴君和不肖之徒。 然而现在有人认为命运是存在的,从前三代暴君桀、纣、幽王、厉王,贵为天子,富有天下,于是乎不能矫正他们耳目的欲念,而放纵他的内心的邪僻。在外驱车打猎射鸟,在沉湎于饮酒作乐,而不顾及他的国家百姓的政事,过多地做无用的事,残暴地对待百姓,于是丧失了他们的国家。他们不这样说:“我疲沓无能,我听狱治国不努力。”而一定会说:“我命里本来就要失国的。”即使是三代疲沓无能的百姓,也是这样。不能好好地对待双亲君长,非常厌恶恭敬俭朴而喜好简慢粗陋,贪婪于饮食而懒惰于劳作,因而穿衣吃饭的资财不充足,因此自身有饥寒冻馁的忧患,但他们不这样说:“我疲沓无能,我从事劳作不努力。”而说:“我命里本来就穷。”从前三代的虚伪的人也是这样。
昔者暴王作之,穷人术之,此皆疑众迟朴。先圣王之患之也,固在前矣,是以书之竹帛,镂之金石,琢之盘盂,传遗后世子孙。曰:“何书焉存?”禹之《总德》有之曰:“允不著惟天,民不而葆。既防凶心,天加之咎。不慎厥德,天命焉葆?”《仲虺之诰》曰:“我闻有夏人矫天命于下,帝式是增,用爽厥师。”彼用无为有,故谓矫;若有而谓有,夫岂为矫哉!昔者桀执有命而行,汤为《仲虺之告》以非之。《太誓》之言也,于去发曰:“恶乎君子!天有显德,其行甚章。为鉴不远,在彼殷王。谓人有命,谓敬不可行,谓祭无益,谓暴无伤。上帝不常,九有以亡;上帝不顺,祝降其丧。惟我有周,受之大帝。”昔纣执有命而行,武王为《太誓》去发以非之。曰:子胡不尚考之乎商、周、虞、夏之记?从十简之篇以尚,皆无之。将何若者也?
从前暴君编造这些话,穷人复述这些话。这些都是迷惑百姓、愚弄朴实的人。先代圣王为此感到忧虑,在前世就有了,因此写在竹帛上,刻在金石上,雕在盘盂上,流传给后世子孙。说:在哪些书保存有这些话呢?夏禹的《总德》上有记载,说:“诚信不到达上天,上天就不会保佑他的子民。既然放纵自己凶恶的心志,上天就会降下灾祸的。不谨慎而丧失了德,天命怎会保佑呢?”《仲虺之告》说:“我听说夏人假造天命颁布于世,上天痛恨他,因此使他丧失了军队。”他用不存在的东西作为存在的东西,所以叫伪造;假若是存在的而说存在,那怎么能说是伪造呢!从前夏桀主张有命论行事,商汤作《仲虺之告》以反对他。《太誓》中太子发说:“啊,君子!上佑明德之人,他们的品行特别显著。可以作为镜子借鉴的不远,殷王就是。他说人有命运,说恭敬不可行,说祭祀无益,说暴徒无害。上天不保佑,九州都灭亡了;上天不顺心,给他降下灭亡的灾难。只有我周朝,接受了商的。”从前商纣王主张有命运而行事,周武王作《太誓》太子发反驳他。说,你为什么不向上考察商、周、虞、夏时代的史料?十简以上的篇幅,都没有命运的内容。将怎么样呢?
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君子之为文学、出言谈也,非将勤劳其惟舌,而利其唇呡也,中实将欲其国家邑里万民刑政者也。”今也王公大人之所以蚤朝晏退,听狱治政,终朝均分而不敢怠倦者,何也?曰:彼以为强必治,不强必乱;强必宁,不强必危,故不敢怠倦。今也卿大夫之所以竭股肱之力,殚其思虑之知,内治官府,外敛关市、山林、泽梁之利,以实官府而不敢怠倦者,何也?曰:彼以为强必贵,不强必贱;强必荣,不强必辱,故不敢怠倦。今也农夫之所以蚤出暮入,强乎耕稼树艺,多聚叔粟而不敢怠倦者,何也?曰:彼以为强必富,不强必贫;强必饱,不强必饥,故不敢怠倦。今也妇人之所以夙兴夜寐,强乎纺绩织絍,多治麻[生僻字 无法输入]葛绪,捆布縿,而不敢怠倦者,何也?曰:彼以为强必富,不强必贫;强必暖,不强必寒。故不敢怠倦。今虽毋在乎王公大人,蒉若信有命而致行之,则必怠乎听狱治政矣,卿大夫必怠乎治官府矣,农夫必怠乎耕稼树艺矣,妇人必怠乎纺绩织絍矣。王公大人怠乎听狱治政,卿大夫怠乎治官府,则我以为天下必乱矣;农夫怠乎耕稼树艺,妇人怠乎纺绩织絍,则我以为天下衣食之财将必不足矣。若以为政乎天下,上以事天鬼,天鬼不使,下以持养百姓,百姓不利,必离散,不可得用也。是以入守则不固,出诛则不胜。故虽昔者三代暴王桀、纣、幽、厉之所以共抎其国家,倾覆其社稷者,此也。 是故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士君子,中实将欲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当若有命者之言,不可不强非也。曰:命者,暴王所作,穷人所术,非仁者之言也。今之为仁义者,将不可不察而强非者,此也。
因此墨子说:“现今天下的君子们写文章、发表谈话,并不是想要使其喉舌勤劳,使其嘴唇利索,内心确实想要为他自己的国家、乡里、百姓和刑法政务打算。”现今的王公大人要早上朝,晚退朝,听狱治政,整日分配职事而不敢倦怠,是为什么呢?答道:他认为努力必能治理,不努力就要混乱;努力必能安宁,不努力就要危险,所以不敢倦怠。现今的卿大夫用尽全身的力气,竭尽全部智慧,于内治理官府,于外征收关市、山林、泽梁的税,以充实官府,而不敢倦怠,是为什么呢?答道:他以为努力必能高贵,不努力就会低贱;努力必能荣耀,不努力就会屈辱,所以不敢倦怠。现在的农夫早出晚归,努力从事耕种、植树、种菜,多聚豆子和粟,而不敢倦怠,为什么呢?答道:他以为努力必能富裕,不努力就会贫穷;努力必能吃饱,不努力就要饥饿,所以不敢倦怠。现在的妇人早起夜睡,努力纺纱、绩麻、织布,多多料理麻、丝、葛、苎麻,而不敢倦怠,为什么呢?答道:她以为努力必能富裕,不努力就会贫穷;努力必能温暖,不努力就会寒冷,所以不敢倦怠。现在的王公大人若确信有命运,并如此去做,则必懒于听狱治政,卿大夫必懒于治理官府,农夫必懒于耕田、植树、种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