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郎、南阳人樊准因儒家学风日渐衰颓，便上书说：“我听说，君主不可以不学习。汉光武皇帝承受天命，使汉朝中兴，东征西伐，顾不得安居休息。但他仍然放下武器，讲说儒家学问；停鞍歇马，讨论圣人之道。孝明皇帝日理万机，事事经心，但却爱好古籍，留意儒家经典，每当行过飨射礼—在学校举办宴会和射箭比赛之后，都坐在正位上，亲自讲解经书，儒生们则一同聆听，全国四方欢欣喜悦。他还广召著名的儒家学者，将他们安置在朝廷，每逢宴会，便亲切地和他们讨论疑难，共同研究治国和教化之道。即便是期门、羽林的武士军官，也都人人通晓《孝经》。儒学的影响从圣明的君王身上开始，扩展到野蛮荒凉之地。因此，每当人们称颂盛世的时候，都谈到明帝永平年代。如今学者日益减少，特别是京城以外的远方尤其严重。博士把坐席放在一旁，不再讲学，儒生则竞相追求华而不实的理论，忘掉了正直忠诚的原则，只熟悉谄媚阿谀的言辞。我认为应当颁布诏书，明告，广泛寻访隐居的学者，提拔渊博的儒士，等到将来圣上上学的时候，为他讲解经书。”

邓太后认为樊准的意见很对，便予以采纳，下诏说：“三公、九卿和中二千石官员，要各自举荐隐士、大儒；被举荐者务必具有高尚的，以劝导晚生后进。那时再从他们中精选教授经学的博士，一定可以得到适当的人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