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徵向唐太宗上奏说：“人君能够善始的多，能够善终的却很少，难道是攻取容易，而守住困难吗？大概是因为有忧患就会尽心竭力为天下民众办事，平安逸乐就骄傲放纵而轻视他人。尽力为民众办事，即使是外族人也会与你同心同德；轻视他人，即使是亲戚朋友都会离心离德，就是用威怒来恐吓他们，也只能是表面服从而内心不服。人君如果能够真正做到：看见能引起欲望的东西时，便想到知足；将要兴建土木工程时，便想到适可而止；处在高位时，便想到谦虚卑贱；面临充足饱和时，便想到俭省；遇到享乐时，应想到克制；在平安时，要想到后患；为了避免被蒙蔽，就应当想到采纳不同意见；怨恨谗言邪恶，就应想到自身端正；赏赐爵禄时，应想到因为自己的欢喜而给予太多；实施刑罚时，应想到因为自己的愤怒而处罚过重。常常想到这十点，又选拔任用有才有德的人，就可以达到无为而治，又何必自己去身体力行，辛苦操劳，而代行有关部门的职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