辞过

在墨子生活的时代，贵族奢侈浪费，享乐腐化；同时，这批寄生分子还利用生活的过分享受来表示其社会地位、政治地位的优越。墨子针对当时贵族的奢侈腐化生活进行攻击，这是有极大的进步意义的。而这些贵族阶级为什么敢如此猖狂呢？就是因为国君的纵容，他的奢侈浪费、享乐腐化，才导致这一切。

这篇文章名为《辞过》，即要求国君改掉自己的过失。通过宫室、衣服、饮食、舟车、蓄私的古今鲜明对比，说明了在上古时期的圣王们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从实用出发，创造了国富民强的国家。而现今的统治者过着奢华富贵的生活，为了炫耀的自己的财富，不管百姓的死活。通过对比，强烈地批判了当时统治者的奢侈生活，从中反映了一个国家要想富强，统治者就必须学会节制自己的奢华生活，从俭入手。

这篇文章的主旨与《节用》篇相同，都是为了批判国君的奢侈浪费，享乐腐化，同时提倡国君要从俭入手。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国君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就像《所染》篇中所提倡的一个人只有受到好的影响，这个人才能功成名就，这并不仅仅是对于国君而言的。同样，国君对下面的臣子也是一样。如果这个国家的君主是一个圣明的君主，下面的臣子也会如此。

全文目录简介

子墨子曰：“古之民未知为宫室时，就陵阜而居，穴而处。下润湿伤民，故圣王作为宫室。为宫室之法，曰：“室高足以辟润湿，边足以圉风寒，上足以待雪霜雨露，宫墙之高，足以别男女之礼，谨此则止。凡费财劳力不加利者，不为也。役，修其城郭，则民劳而不伤；以其常正，收其租税，则民费而不病。民所苦者非此也，苦于厚作敛于百姓。是故圣王作为宫室，便于生，不以为观乐也；作为衣服带履，便于身，不以为辟怪也。故节于身，诲于民，是以天下之民可得而治，财用可得而足。

墨子说：“远古时代，人们还不知道建造房屋时，都找一个稍高一点的地方安顿下来，或挖个洞穴住在那里面，由于地下潮湿有害于人民的身体，所以圣王开始建造房屋。建造房屋的法则是：“地基的高度足以避免潮湿，四面墙壁足以抵御风寒，屋顶能够防备霜雪雨露，宫墙的高度足以分隔内外，使男女有别而符合礼仪，只要达到以上要求就行了。”至于劳民伤财而没有更多实惠的事，是不会做的。按照平常规定的劳役去修筑城郭，那么人民虽然劳累但不致受伤害；按照常规征收租税，那么人民虽破费但不至困苦。人民感到困苦的不是这些，而是苦于在他们身上横征暴敛。因此圣王制造房屋，只是为了适应生存的需要，并不是为了观赏和娱乐。圣人制作衣服、腰带、鞋子，只是为了适合身体的需要，而不是为了显示奇装异服。所以，圣王自身节俭，并教导人民，因而天下的百姓得以治理，财物用度得到满足。

当今之主，其为宫室则与此异矣。必厚作敛于百姓，暴夺民衣食之财以为宫室台榭曲直之望、青黄刻镂之饰。为宫室若此，故左右皆法象之，是以其财不足以待凶饥，振孤寡，故国贫而民难治也。君欲实天下之治而恶其乱也，当为宫室不可不节。古之民未知为衣服时，衣皮带茭，冬则不轻而温，夏则不轻而凊。圣王以为不中人之情，故作诲妇人治丝麻，棞布绢，以为民衣。为衣服之法：冬则练帛之中，足以为轻且暖；夏则絺绤之中，足以为轻且凊，谨此则止。故圣人之为衣服，适身体，和肌肤而足矣。非荣耳目而观愚民也。当是之时，坚车良马不知贵也，刻镂文采不知喜也。何则？其所道之然。故民衣食之财，家足以待旱水凶饥者何也？得其所以自养之情，而不感于外也。是以其民俭而易治，其君用财节而易赡也。府库实满，足以待不然；兵革不顿，士民不劳，足以征不服。故霸王之业可行于天下矣。

现在的君主，他们修建宫室却与以往不同：他们必定要向百姓横征暴敛，连百姓穿衣吃饭的钱也剥夺来修建富丽堂皇的宫殿台榭，极尽其雕刻装饰之能事。国君像这样建造宫室，身边的大臣也效法这种做法，所以国家的财物不能应付凶年饥年，救济孤寡之人，因此，国家贫穷而人民难以治理。如果国君确实希望天下得到治理，而不至于出现社会动乱，那么，他在修建宫室时，就不能不有所节制。远古的时候，人们还不知道缝制衣服时，披着兽皮、围着草绳，冬天既不轻便又不温暖，夏天既不轻便又不凉爽。圣王认为这样不符合人们的需要，所以开始教妇女使用丝麻、编织布匹，以它做人的衣服。制造衣服的法则是：冬天穿白色熟绢做的中衣，只求其轻便而温暖；夏天穿葛布制的中衣，只求其轻便而凉爽。仅此而已。所以圣人制作衣服只图身体合适、肌肤舒适就够了，并不是夸耀耳目、迷惑愚民。在那个时候，虽有坚固的车子和宝马，人们也不知道它特别珍贵，对于精雕细刻的艺术品，也不知道有什么值得特别喜欢的。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圣人引导百姓的结果。所以人民除了穿衣吃饭的费用，家家户户的储备都是足以防患水旱饥荒的年景，这又是什么缘故呢？因为...

当今之主，其为衣服，则与此异矣，冬则轻煗，夏则轻凊，皆已具矣，必厚作敛于百姓，暴夺民衣食之财，以为锦绣文采靡曼之衣，铸金以为钩，珠玉以为珮，女工作文采，男工作刻镂，以为身服。此非云益煗之情也，单财劳力毕归之于无用也。以此观之，其为衣服，非为身体，皆为观好。是以其民淫僻而难治，其君奢侈而难谏也。夫以奢侈之君御好淫僻之民，欲国无乱不可得也。君实欲天下之治而恶其乱，当为衣服不可不节。

现在的君主，他们制造衣服却与此不同。冬天的衣服轻便而暖和，夏天的衣服轻便而凉爽，这都已经具备了。他们还一定要向百姓横征暴敛，连百姓穿衣吃饭的钱也剥夺来做锦绣华丽的衣服，用黄金做成衣带钩，拿珠玉做成佩饰；女工做刺绣，男工做雕刻，用来制作身上的穿戴。但这并没有增加一点暖和的感觉。劳民伤财，全部消耗在没用的地方。由此看来，他们做衣服，不是为身体舒适，而是为了显耀好看。因此百姓邪僻而难以治理，国君奢侈而难以进谏。以奢侈的国君去统治邪僻的民众，想要国家不乱，是不可能的。国君确实希望天下治理好而不发生动乱，那么制作衣服时就不可不节俭。

古之民未知为饮食时，素食而分处，故圣人作，诲男耕稼树艺，以为民食。其为食也，足以增气充虚，强体养腹而已矣。故其用财节，其自养俭，民富国治。今则不然，厚作敛于百姓，以为美食刍豢，蒸炙鱼鳖，大国累百器，小国累十器，前方丈，目不能徧视，手不能徧操，口不能徧味，冬则冻冰，夏则饰食壹。人君为饮食如此，故左右象之，是以富贵者奢侈，孤寡者冻馁，虽欲无乱，不可得也。君实欲天下治而恶其乱，当为食饮不可不节。古之民未知为舟车时，重任不移，远道不至，故圣王作为舟车，以便民之事。其为舟车也，全固轻利，可以任重致远，其为用财少，而为利多，是以民乐而利之。故法令不急而行，民不劳而上足用，故民归之。当今之主，其为舟车与此异矣。全固轻利皆已具，必厚作敛于百姓，以饰舟车。饰车以文采，饰舟以刻镂。女子废其纺织而修文采，故民寒。男子离其耕稼而修刻镂，故民饥。人君为舟车若此，故左右象之，是以其民饥寒并至，故为奸衺。奸邪多则刑罚深，刑罚深则国乱。君实欲天下之治而恶其乱，当为舟车不可不节。

远古的时候，人们四处寻找食物分散居住，所以圣人就教导男人从事耕耘栽种，用来生产粮食。他们做食物的原则：只求增加元气、补虚弱，强身饱腹就够了。所以他们用财节省，供养自己省俭，百姓富足，国家安定。现在却不是这样，国君向老百姓厚敛钱财，用来享受美味牛羊，蒸烤鱼鳖，大国之君集有上百样的菜，小国之君也有上十样的菜，摆在前面一丈见方的地方，眼不能全看到，手不能全捡取到，嘴也不能全尝到（吃不完的食物）。这么多美食冬天结冻，夏天臭烂，国君如此摆设饮食，左右大臣都效法他。因此富贵的人奢侈，孤寡的人挨冻受饿。即使不希望国家混乱，也是不可能的。国君确实希望天下治理好而不发生混乱，那么在饮食方面，就不可不节俭。远古的时候，人民还不会制造船和车时，沉重的东西无法搬运，遥远的地方也到不了，所以圣明的君王就教人民制造船和车，方便百姓办事。他们制造船和车，只要求坚固轻便，可以运载重物到很远的地方，费用花的少，而得到的利益很大，所以百姓喜欢，认为它很便利。法令不用催促而可行使，百姓不用劳苦而财用充足，所以百姓都归顺国君。现在的君主，制造船和车则与此不同。船和车已经坚固轻...

凡回于天地之间，包于四海之内，天壤之情，阴阳之和，莫不有也，虽至圣不能更也。何以知其然？圣人有传：天地也，则曰上下；四时也，则曰阴阳；人情也，则曰男女；禽兽也，则曰牝牡雌雄也。真天壤之情，虽有先王不能更也。虽上世至圣，必蓄私不以伤行，故民无怨；宫无拘女，故天下无寡夫。内无拘女，外无寡夫，故天下之民众。当今之君，其蓄私也，大国拘女累千，小国累百，是以天下之男多寡无妻，女多拘无夫，男女失时，故民少。君实欲民之众而恶其寡，当蓄私不可不节。凡此五者，圣人之所俭节也，小人之所淫佚也；俭节则昌，淫佚则亡，此五者不可不节。夫妇节而天地和，风雨节而五谷孰，衣服节而肌肤和。

凡是生存在天地之间、活动于四海之内的一切事物，都有自己的天地之情，阴阳和合的规律，即使最高明的圣人也无法改变。从什么地方知道这些呢？圣人书上说：天地，称作上下；四时，称作阴阳；人，分为男女；禽兽，分为牝牡、雌雄。这确实是天地间的真实情况，即使有先代贤王也不能更改。虽然上古时代的圣人也蓄养侍妾，但不因此而损害其品行，所以人民没有怨言。宫中没有拘禁的女子，所以天下没有鳏夫。宫城内无拘禁之妇，宫城外无鳏夫，男女适时婚嫁，因而天下人民众多。而现在的国君蓄养姬妾，大国拘禁女子数千，小国数百，所以天下男子大多没有妻子，女子多遭拘禁而没有丈夫。男女错失婚嫁的时机，所以百姓减少。国君如果真想人民增多而厌恶其减少，养侍妾就不可不节制。以上所说的五个方面，都是圣人的节俭之处，小人奢侈放荡之处。俭朴有节制就昌盛，淫逸无度就意味着灭亡，以上五方面，不能不有所节制。夫妇生活协调，天地之间就和顺，风调雨顺，五谷就丰登，衣服合身节俭，身体肌肤就舒适。

唐太宗防盗

唐太宗与大臣们讨论防止盗贼的问题。有人请求皇上用严刑重法来防止盗贼，唐太宗微笑着说：“老百姓之所去要去偷盗，是由于赋税多徭役重，官吏贪污受贿，老百姓饥寒交迫，才不顾廉耻去偷盗。朕认为应该杜绝奢侈浪费，减少徭役，少收赋税，选用廉吏，让老百姓衣食有余，就不会去做盗贼了，何必要使用重法呢？”从此数年之后，国家太平，路不拾遗，夜不闭户，

孔伋与卫侯

孔伋，字，他向卫国国君提起苟变说：“此人的才能可统领五百辆车。”卫侯说：“我知道他是个将才，然而苟变为官时，在一次征税中，吃了百姓两个鸡蛋，所以我不用他。”孔伋说：“圣人选人任官，就好比木匠使用木料，取其所长，弃其所短；因此，一根合抱的良木，只有几尺朽烂处，高明的工匠是不会扔掉它的。现在国君您处在战国纷争之世，正要收罗锋爪利牙的